融侨集团与“福州的财富”

　　19世纪以来，有这样一群福州人：他们之前也曾世代耕种在被海水泡过的土地上，埋下汗水，却收获不到希望。迫于生计，他们远离家乡。沿着祖辈们世代开创的“海上财路”，仅靠一条小舢板，或是以“水手”的名义搭乘一条商船，便一路漂洋过海，远涉南洋。

　　新加坡、马来西亚或是印度尼西亚都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登陆点。这全视在当地有无熟人、乡亲而定。也有一些因为误上了“贼船”的兄弟，被当作“猪仔”贩运到更远的美洲。苦力、“跑单帮儿的”，甚至是“混混儿”往往是他们新到一个国家最初的公民身份。在生命悬于一线的困苦挣扎中，侥幸活下来的，就成为传奇中的“金山伯”。他们定居下来，并成了那里的合法公民，有的甚至已身家亿万、跻身上流社会。

　　他们往往又将国内的亲戚、同乡吸引过去。于是，在他们的关照之下，又形成了一波接一波、新的移民潮。

　　就这样，福州人慢慢把脚印洒遍了整个世界。

　　今天，作为中国侨乡福建省的省会，福州的海外移民已遍及亚洲、欧洲、美洲、非洲和大洋洲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。总计有300余万的福州籍华侨、华人生活在世界上各个角落。说“当今世界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福州人”，这话并不为过。福州，当之无愧成了一个“世界的故乡”。

“门内虫、门外龙”
　　人们习惯从“闽”字来解读福州人的个性。一种流传很盛的说法是，福建人在“门”内是条“虫”，走出去便是条龙。这个看似幽默诙谐的比喻，实际上恰恰揭示了福州城市兴旺发达的奥秘所在——“移民文化”。

　　追根溯源起来，福州始终处在历史大移民的洪流之中。在今天福州市境内的闽江上，仍然可以看到现代文明下罕见的一幕——至今还漂泊在水上、以“夫妻船”为生活据点、不肯登岸的“疍（dan）民”。据说这是福建先民“闽越人”的后裔。他们像“活化石”一样，见证着这座城市千百年来所遭遇的、持续不断的迁徙和征伐。

　　早在唐代以前，福建偏安东南一隅，是遥远的“化外之境”。因此，历史上这里大都会成为中原人民“避难所”，每逢战乱、天灾，总会有大批外来移民迁入。这之中既有春秋战国时期为楚国所灭的越国王孙，也有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的征伐大军；还有公元4世纪初西晋“永嘉之乱”中逃出来的中原豪门世族，以及此后持续八百年的中原移民浪潮。

　　唐宋时期，无论是8世纪中期的“安史之乱”，还是12世纪初期的“靖康之难”，北方难民总是选择南迁。加上为了平定南方啸乱，中原王朝屡次派兵入闽常驻，这导致到了南宋时期，福建已开始感到人满为患，堪称一个大大的“难民营”。

　　外来的中原人口逐渐成了这里的新主人。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，还带来了中原成熟的儒家文化。并把闽越土著的海洋文化涵化其中，改造成一种气质独特的人文风景。

　　福州的城市之光也由此泛起。据史载，“福州”之称始于唐代，开元十三年（725年），改闽州都督府为福州都督府。在一次次的移民浪潮中，中原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触角终于伸到了曾为“蛮荒之地”的八闽大地。福州则作为中央权力的象征，成为八闽都会。

　　一座城市因外来移民而确立并兴旺。而后世的历史则证明，“走出去”的福州人对于推动城市进程，似乎作用更大。

　　作为“中国最早被打开国门的地方”，福州近代史上涌现出一大批“开眼看世界”的先行者。这之中，除了虎门硝烟、并主张“师夷长技以治夷”的民族英雄林则徐、创办马尾船政局、并对开发台湾有所贡献的沈葆祯外，还有一个更为重量级的福州人——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。他是福州人献给一个民族、一个时代的一份“厚礼”。

　　作为清末洋务学堂福建船政局的首批官派留学生，严复少年时曾远赴英伦，苦学西方科技，始终致力于寻找中西方的文化差异。学成后，他翻译了《天演论》（即达尔文的《进化论》），将“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”的进化论思想吹入大清王朝治下、腐朽而昏聩的封建中国。对于行将没落的帝国，这无疑是致命的一击。

　　严复后来还担任了北京大学首任校长。后人评价说，他是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盗来“火种”的普罗米修斯，是那个时代倡导维新变法、救亡图存的先驱者和精神领袖。从层意义上说，他的影响力，已远非局限于福州乃至福建。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时刻，他让福建人感到“很有面子”。

　　但这并非全部。深受朱子理学泽被的福州，近代可谓英才辈出：戚继光、林觉民、蔡廷锴、郁达夫、郑振铎和冰心，这些福州人的名字，哪一个不是沉甸甸的？正是这些善于“走出去”、“拿回来”的福州人，共同参与了对一个城市、乃至一个民族伟大个性的塑造。